《墨子》

37章 非命(下)



  子墨子言曰:凡出言谈,则必可而不先立仪而言。若不先立仪而言,譬之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焉也,我以为虽有朝夕之辩,必将终未可得而从定也,是故言有三法。
  何谓三法?曰:有考之者,有原之者,有用之者。恶乎考之?考先圣大王之事;恶乎原之?察众之耳目之请;恶乎用之?发而为政乎国,察万民而观之。此谓三法也。
  故昔者三代圣王禹、汤、文、武,方为政乎天下之时,曰:“必务举孝子而劝之事亲,尊贤良之人而教之为善。”是故出政施教,赏善罚暴。且以为若此,则天下之乱也,将属可得而治也;社稷之危也,将属可得而定也。若以为不然,昔桀之所乱,汤治之;纣之所乱,武王治之。当此之时,世不渝而民不易,上变政而民改俗。存乎桀、纣而天下乱,存乎汤武而天下治。天下之治也,汤、武之力也;天下之乱也,桀、纣之罪也。若以此观之,夫安危治乱,存乎上之为政也,则夫岂可谓有命哉?故昔者禹、汤、文、武,方为政乎天下之时,曰:“必使饥者得食,寒者得衣,劳者得息,乱者得治。”遂得光誉令问于天下。夫岂可以为命哉!故以为其力也。今贤良之人,尊贤而好功道术,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赏,下得其万民之誉,遂得光誉令问于天下。亦岂以为其命哉?又以为力也。
  然今夫有命者,不识昔也三代之圣善人与?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与?若以说观之,则必非昔三代圣善人也,必暴不肖人也。
  然今以命为有者。昔三代暴王桀、纣、幽、厉,贵为天子,富有天下,于此乎不而矫其耳目之欲,而从其心意之辟,外之驱骋田猎毕弋,内湛于酒乐,而不顾其国家百姓之政,繁为无用,暴逆百姓,遂失其宗庙。其言不曰吾罢不肖,吾听治不强,必曰吾命固将失之。虽三代罢不肖之民,亦犹此也。不能善事亲戚、君长,甚恶恭俭而妤简易,贪饮食而惰从事,衣食之财不足,是以身有陷乎饥寒冻馁之忧,其言不曰吾罢不肖,吾从事不强,又曰吾命固将穷。昔三代伪民,亦犹此也。
  昔者暴王作之,穷人术之,此皆疑众迟朴。先圣王之患之也,固在前矣,是以书之竹帛,镂之金石,琢之盘盂,传遗后世子孙。曰:“何书焉存?”禹之《总德》有之曰:“允不著惟天,民不而葆。既防凶星,天加之咎,不慎厥德,天命焉葆?”《仲虺之告》曰:“我闻有夏人矫天命于下,帝式是增,用爽厥师。”彼用无为有,故谓矫;若有而谓有,夫岂为矫哉!昔者桀执有命而行,汤为《仲虺之告》以非之。《太誓》之言也,于去发曰:“恶乎君子!天有显德,其行甚章。为鉴不远,在彼殷王。谓人有命,谓敬不可行,谓祭无益,谓暴无伤。上帝不常,九有以亡;上帝不顺,祝降其丧。惟我有周,受之大帝。”昔纣执有命而行,武王为《太誓》去发以非之。曰:子胡不尚考之乎商、周、虞、夏之记?从十简之篇以尚,皆无之,将何若者也?
【翻译】

**译文**   墨子说:“凡发表言论,则不能不先立标准再说。如不先立标准就说,就好象把测时仪器放在运转的陶轮上。我认为虽有早、晚的区分,但必然终究得不到一个确定的时间。所以言论有三条标准。”   什么是三条标准?答道:有考察的,有本原的,有实践的。怎么考察呢?考察先代圣王的事迹;怎么推求本原呢?要推求众人听见所闻的实情;怎么付诸实践呢?于治国中当作政令,观察万民来评论它。这就是三条标准。   所以古时候三代的圣王禹、汤、文、武,刚主持天下政事时,说:必举拔孝子而鼓励侍奉双亲,尊重贤良而教导人们做善事。所以公布政令实施教育,奖赏善良惩罚凶暴。认为这样,混乱的天下,将可以得到治理;危险的社稷将可得到安宁。如果认为不是这样,古时桀时的混乱,汤治理了;纣时的混乱,武王治理了。那个时候,世界、人民都没有改变,君王改变了政务而人民改变了风俗。在桀、纣那里则天下混乱,在汤武那里则天下治理。天下得到治理是汤武的功劳;天下的混乱是桀纣的罪过。如以此来看,所谓安、危、治理、混乱,在于君上的施政;那么怎么可以说是有命呢?所以古时禹汤文武刚开始在天下执政时,说:必须使饥饿的人能吃上饭,寒冷的人能穿上衣服,劳作的人能够休息,混乱的得到治理。这样他们获得了天下人的赞誉和好评。怎能认为是命呢?应该认为是他们的努力啊。现在贤良的人,尊重贤人而喜好治国的道理方法,所以上面得到王公大人的奖赏,下面得到万民的称誉,这就得到天下人的称誉好评。怎能认为是他们的命呢?也是他们的努力啊!   然而今天主张“有命”的人,不知是根据从前三代的圣人善人呢?还是   从前三代的凶暴无能的人呢?如从他们的言论来看,则必定不是从前三代的圣人善人,一定是凶暴无能的人。   然而今天以为有命的人,从前三代暴君桀、纣、幽、厉,贵为天子,富有天下,于那时不改正声色的欲望,而放纵他的内心的邪僻。在外驱车打猎射鸟,在内耽于酒和音乐,而不顾他的国家百姓的政事;过多地作无用的事,残暴地对待百姓,于是失去了国家。他们不这样说:“我疲沓无能,我不努力地听狱治国。”一定说:“我命里本来就要失国。”即使是三代疲沓无能的百姓,也是这样。不能好好地对待双亲君长,很嫌恶恭敬俭朴而喜好简慢粗陋,贪于饮食而懒于劳作,衣食财物不足,所以自身有饥寒冻馁的忧患。他们不这样说:“我疲沓无能,不能努力地劳作。”也说:“我命里本来就穷。”从前三代的虚伪的人也是这样。   古时暴君编造这些话,穷人复述这些话。这些都是惑乱百姓、愚弄朴实的人,先代圣王对此感到忧虑,在前世就有了。所以写在竹帛上,刻在金石上,雕在盘盂上,流传给后世子孙。说:哪些书有这些话?禹时《总德》上有,说:“诚信不到达天帝,就不会保佑下民。既然放纵自己的凶恶的心意,天帝将会惩罚的。不谨慎而丧失了德,天命怎会保佑呢?”《仲虺之告》说:“我听说夏人假造天命颁布于世,上帝痛恨他,因此使他丧失了军队。”他无中生有,所以叫假造;如本来就有而说有,怎么是假造呢?从前桀主张“有命”行事,汤作《仲虺之告》以批驳他。《太誓》中太子发说:“啊呀君子!天有大德,它的所为非常显明。可以借鉴的不太远,殷王就是:说人有命,说不必恭敬;说祭祀没有好处,说凶暴没有害处。上帝不保佑,九州都亡灭了。上帝不顺心,给他降下灭亡的灾难。只有我周朝,接受了商的天下。”从前纣主张“有命”而行事,武王作《太誓》太子发反驳他。说,你为什么不向上考察商、周、虞、夏的史料,从十简之篇以上都没有命的记载,将怎么样呢?   所以墨子说:“现在天下君子写文章。发表谈话,并不是想要使其喉舌勤劳,使其嘴唇利索,内心实在是想为了国家、邑里、万民的刑法政务。”现在的王公大人之所以要早上朝,晚退朝,听狱治政,整日分配职事而不敢倦怠,是为什么呢?答道:他认为努力必能治理,不努力就要混乱;努力必能安宁,不努力就要危险,所以不敢倦怠。现在的卿大夫之所以用尽全身的力气,竭尽全部智慧,于内治理官府,于外征收关市、山林、泽梁的税,以充实官府,而不敢倦怠,是为什么呢?答道:他以为努力必能高贵,不努力就会低贱;努力必能荣耀,不努力就会屈辱,所以不敢倦怠。现在的农夫之所以早出晚归,努力从事耕种、植树、种菜,多聚豆子和粟,而不敢倦怠,为什么呢?答道:他以为努力必能富裕,不努力就会贫穷;努力必能吃饱,不努力就要饥饿,所以不敢倦怠,现在的妇人之所以早起夜睡,努力纺纱、绩麻、织布,多多料理麻、丝、葛、苎麻,而不敢倦怠,为什么呢?答道:她以为努力必能富裕,不努力就会贫穷;努力必能温暖,不努力就会寒冷,所以不敢倦怠。现在的王公大人若确信“有命”,并如此去做,则必懒于听狱治政,卿大夫必懒于治理官府,农夫必懒于耕田、植树、种菜,妇人必懒于纺纱、绩麻、织布。王公大人懒于听狱治国,卿大夫懒于治理官府,则我认为天下一定会混乱,农夫懒于耕田、植树、种菜,妇人懒于纺纱、绩麻、织布,则我认为天下衣食财物,一定会不足。如果以此来治理天下,向上侍奉天帝、鬼神,天帝、鬼神必不依从;对下以此来养育百姓,百姓没有得到   利益,必定要离开不能被使用。这样于内守国则不牢固,出去杀敌则不会胜利。所以从前三代暴君、桀、纣、幽、厉之所以国家灭亡,社稷倾覆的原因,就在这里啊。   所以墨子说: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,内心确实希望为天下谋利,为天下除害,面对‘有命’论者的话,不可不努力批驳它。说道:命,是暴君所捏造,穷人所传播,不是仁人的话。今天行仁义之道的人,将不可不仔细辨别而努力反对它,就是这个道理啊。 **注释** (1)此篇与《非命上》意同。 (2)辩:通“辨”。 (3)请:通“情”。 (4)此句中“不而”当为“而不”。 (5)术:通“述”。 (6)允:诚实。惟:于。 (7)防:此处为“放”。星:当为“心”。 (8)增:此处当为“憎”。 (9)于去发:当为“太子发”。 (10)恶乎:发语词。 (11)帝:当作“商”。 (12)虽毋:发语词。蒉:当作“实”。 (13)使:依王念孙说为“从”意。 (14)共:依王念孙说当为“失”。抎:抛弃、坠落。

《墨子》,   《墨子》是阐述墨家思想的著作,原有71篇,现存53篇,一般认为是墨子的弟子及后学记录、整理、编纂而成。《墨子》分两大部分:一部分是记载墨子言行,阐述墨子思想,主要反映了前期墨家的思想;另一部分《经上》、《经下》、《经说上》、《经说下》、《大取》、《小取》等6篇,一般称作墨辩或墨经,着重阐述墨家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。